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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斯塔西”大概是人类史上网络发展得最庞大也最严密的国安机构，其正式雇员就有97000人，非在职的线民更有173000人。若以东德人口估算，平均每50个成年人当中，就有一个和斯塔西相关，若非直接替它工作，便是间接为它服务。在这样的一张大网底下，当年东德老百姓的生活真可谓无可逃于天地间。“斯塔西”如此规模，不只苏联的“克格勃”远比不上就连纳粹时代的“盖世太保”也要自叹不如。东德的这一系统实在堪称完善，至少理论上它应该很清楚每一个国民“谁是谁”，知道他们在干什么想什么。饶是如此，最后它也还是逃避不了倾覆的命运，这是不是一个教训呢？这个教训的第一个意义是，再巨细无遗的维稳体系原来也无法挽救一个腐败的体制（掌握一切的“斯塔西”当然知道东德的腐败，它的头目梅尔克[ Erich Mielke]便曾亲口对下属愤怒地指出“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一个腐败的国家”）。它的第二个意义是，原来东德干得还不够出色，它们的工作应该再聪明一些细致一些才对。至于哪一个教训更加重要，这就得看要领会这份教训的人是谁了。说来奇怪，虽然“斯塔西”清楚东德的腐败，但它好像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是造成腐败的原因之一，而且它所造成的腐败可能还是比普通的权钱交易更加深层的腐败。那种腐败就是人际关系与社会道德的腐败。

我所知道 d国安部军官，生长于贫困、被占领的土地，接受狭隘的教育，终身都被关在围墙之后，只知道接受上面交代的世界观，却不知道如何去质疑。

当然，一个人即使有丰富的知识，仍然可能因别人有不同的思想或行为而迫害他们。这就是我从哲学家柏林身上学习到的。他告诉我们，只有在发现人类文化之多元，看见不同的人所追求的目的是分歧，而且是无法妥协的之后，我们才会看见自己信仰与做事的方法的相关性。从这里开始，我们知道了容忍。

自古以来，几乎任何文化都找不到把背叛和出卖看作德目的价值体系。尤其中国，例如孟子那句名言：“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蹤也，窃负而逃，遵海滨而处，终身然，乐而忘天下”，可见儒家绝对不能接受对任何天然情感联系的背叛。所谓“大义灭亲”，可能是后来皇权时代才有的想法；即便不是，那也只限于少数个案而已。只有到了20世纪，我们才能见到这么大规模的告密、揭发、举报和出卖，而且全都不再需要羞愧。它们非但不可耻，反而还很光荣，因为整套价值必须重估，在崭新的最高原则底下，它们破天荒地成了美德。于是每一个告密者都能为自己的脆弱找到最大义凛然的理由，让自己安心；每一个出卖过其他人的，也都能在事后多年把往事推给那个时代的道德错乱。

我看到了间谍工作中最吊诡的现象：背叛的关键是信任。······

这么说来，不同的目的是否能够合理化相同的手段呢？两边都是做同样的事，但是一方是为自由国家而做，因此目的是崇高的，另一边是为独裁而做，因此目的是卑鄙的。我们是对的，他们是错的。这么说起来，他们并不觉得到外国去做间谍工作是那么错误的事，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并不如此。

在那之后他被人举发，说他在酒吧中行为不检，喝酒过量后对同性学生有不当的性挑逗行为。……“舒尔特”则以长达十页的报告回应这项指控，里面引用了各种参考资料，以表明同性恋在欧洲文化史中的地位。他懦弱地为自己抗辩。关于他的行为，他写道：“严重违反了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职责。”以后，他将“努力不负同志的荣誉”。

我从他脸上那不正经的笑容，感觉到他很怀念工作的附属部分：窃听、理解私人生活中的末枝细节，以及他们在那外交官女性身上玩的那一套功夫。我想时至今日，他大概只能够从电视和报纸狗仔队的新闻中满足他的窥伺欲了。西方定义下的窥伺狂，被定位在一个高高在上的“国家安全”、“公众利益”目的上而正当化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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